人名，作为一种象征符号，属于特别的文化现象。人名一旦确立，即伴随其人终生，甚至更长时间。人名衍变的历史从一个侧面，能反映出各个时代人们的生活、思想、情感状况的真面目。研究人名的沿革变迁，属于文化语言学的范畴。就世界人名学而言，中国汉族的人名是较为特殊的一种，尤其是古代的人名。至于中国佛教僧人的名字，则又是这特殊种类中的独特现象。自从东晋高僧释道安创立僧名取法规则之后，遂成定式?，一直沿用不衰。同时，僧名的确定与使用习惯，无形中又与一般汉族人名(此处主要指古代人名)的取法及运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甚至在今日，一般人给孩子取名时，某些原先的使用习惯早已废除不用，比如字、号等，但在僧伽团体中却仍将字、号等习俗保留下来?。为此，本文将讨论僧名与中国传统人名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，并力图展现这一文化现象背后互为宾主、相互影响的真实情况，使人们对此有较为全面的了解。
佛教于东汉时传入我国。其时还没有出家人。三国(魏)颖川人朱士行，出家为僧，且于甘露五年(公元260年)发心西行求法，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出家人和求法者。不过，当时他只是剃除须发，未有僧名，用的还是俗名。真正的僧名——习惯上称作“法号”，是僧人剃度仪式举行之后，由师父赐名，是在东晋的时候，据(梁)慧皎《高僧传》第四卷载：“竺道潜，字法深，姓王”；“竺僧度，姓王，名，字玄宗”，其中的“道潜”、“僧度”即为法名。法名之前所冠“竺”字，极有可能是皈依某一竺姓师父之故。因为晋时，出家人虽有法名，而姓却是跟师父姓的，诸如竺法护，祖籍月氏，世居敦煌，由于他是异域沙门竺高座的弟子，所以改姓竺；其时般若学“六家七宗”中“缘会宗”之代表人物——于道邃，因出家时，师事于法兰，故姓于。此类例子甚多，不遑列举，故《高僧传》有“初魏晋沙门依师为姓，故姓名各不同”?之记载。至于为何“依师为姓”，已不可得知，然而，法名的出现及流行，表明僧人脱落尘俗的意愿，而随师姓似乎又留有在俗“子随父姓”之余绪。所以，到了同时代的道安时，由于他的竭力提倡，开始有了统一的姓——释迦，简称“释”，即随释迦一族的意思。此与《增一阿含经》所说“四河入海，无复河名；四姓为沙门，皆称释种”之意相合，因而大受欢迎，很快被僧伽所接受。而道安本人在与襄阳名士习凿齿的对答中，也自豪地宣称“弥天释道安”?，他的一位同参道友则叫“释法和”。出家人摒弃俗名，改用释姓和法名，是为了从思想上断除与世俗的牵连，专心于修行实践，以达超脱生死之目的。
从出家剃度，取法名，至统一释姓，标志着僧团生活是完全有别于在家时的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。虽然如此，却并不意味着已经割断了与传统世俗社会的一切联系。撇开日常饭食、衣着及所使用的语言等依然来源于外界不说，也不谈僧人出家后还要入世行菩萨道、度众生，仅以前文所及之“竺道潜，字法深”、“竺僧度，字玄宗”而言，即由中华民族传统人名文化影响所及。汉民族自古以来就有“名”，有“字”。故出家人之有法名并字，至唐代已成定律。宋朝释赞宁撰写《宋高僧传》时，就以“释××，字××，姓××”为格式，来为唐时高僧立传，如写玄奘弟子窥基，即作“释窥基，字洪道，姓尉迟氏”；写西行求法者义净，则为“释义净，字文明，姓张氏”。唐代道世所撰《法苑珠林》亦用此式。在家时之姓氏，自晋而唐，而明清，一直予以保留，这是值得注意的。
此外，汉人不但有“名”，有“字”，同时还有“字派”(或称“字辈”)。所谓字派，是中国古代宗族制度的产物。宗族是古时社会结构中重要的一环，宗族的存续，客观上需要有多种方式来维系和巩固，宗族成员的命名，即其中方式之一。同宗之人，同行辈的名字中便有一个相同的字(通常是名字中的前一个字)，而这个字又是事先在谱牒中按辈份次序规定的。有人把这种名字称为称名。族名的使用为的是相识或不相识的同宗之间联系感情，当然，也便于维系宗族内部的尊卑礼法。中国孔、孟、曾、颜四姓的祖先都分别追溯至孔子、孟子、曾参和颜回四大圣人，因此，四家之家谱所排之字派方法是一样的。如《清稗类钞》一书中即记有“孔氏命名之字派”：
曲阜孔氏为孔子之后，命名皆有字派，其迁徙他都县者，但系孔子嫡传，亦必同一字派。盖自元代五十四代衍圣公名思晦者起，于是凡五十四代孙，均以思字辈。思字下为克字派，克字以下，则为“希言公彦承，弘闻贞尚衍”十派，再次则为“兴毓传继广，昭宪庆繁祥”十派，又次则为“令德维垂佑，钦绍念显扬”十派。
如果以此考证历史上的孔氏人物，则一目了然。如《桃花扇》的作者孔尚任是孔子第六十四代孙，清代学者孔广森是第七十代裔孙，等等。
与此相类，我国佛教宗派传承系统也有字派，虽然目的不同，但所用方式基本是一致的。据《佛祖心灯》所载，唐代华严宗的殿军大师圭峰宗密所演字派为：“宗福法德义，普贤行愿深；文殊广大智，成等正觉果。”传至明代衤朱宏，其字派为“殊”。他教弘华严，师承有绪。然而，让人奇怪的是，既然字派为“殊”，那他为什么不叫“殊宏”而称作“衤朱宏”呢?这里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史实，不妨略述如后：
许多人都知道，明太祖朱元璋早年出过家，做了皇帝后，对僧人时有优待，有一高僧，受其诏见，备加宠幸。太祖特以玉盏赐乳以服，高僧因咏《谢恩诗》，其中有“一盏琼浆来殊域，九重恩德自上方”之句。讵料太祖是疑心病极重之人，误以为“殊者，歹朱”，是影射骂他，喝令斩首。及斩之后，始悟其非，但为时已晚。有鉴于此，衤朱宏特改“殊”字，系出于慎微防祸、正名顺言之意。
在佛教宗派传承上，禅宗是最讲究的，它不仅强调祖师传法的世系，最早提出禅宗付法相承的祖统说，而其字派开列的数量也远在其他宗派之上。禅宗“五家七宗”中多数皆有字派，如临济宗下第二十五世经山大慧宗杲系——碧峰下第七世突空智板禅师演派为十六字：“智慧清净，道德圆明，真性如海，寂照普通。”曹洞宗寿昌系字派为：“慧元道大兴，法界一鼎新，通天并彻地，耀古复腾今。”“今”字之后又续：“今日禅宗振，宏开洞上传；正中妙挟旨，虚融照独圆。”不过，传承严格、字派较长、影响较大的，当数河南嵩山少林寺住持雪庭福裕所立之字派。福裕是元代曹洞宗的大师，又是少林寺的中兴祖师，他确立了少林寺家族式嫡传方式的师徒关系，以“七十字辈”的顺序排名论辈。其七十字为：
福慧智子觉，了本圆可悟；
周洪普广宗，道庆同玄清，
净一真如海，湛寂淳真素；
德行永延恒，妙本常坚固；
心朗照幽深，性明鉴崇祚；
衰正善喜禅，谨悫原济度；
雪庭为导师，引汝归铉路。
七十字辈，可以说是相当长的字派了，然更有甚者，在雪庭之后，其旁出的另一派系，竟立了一百二十字派!?可谓登峰造极。据说后来并未成为少林寺正宗派系，其作用自然十分有限。
如果我们将孔氏字派与佛教宗派传承字派相比较，可以看出中国佛教宗派与儒家传统文化之间关系十分密切，相同点有：(1)二者字派多以五字为一句；(2)每句话都表达实在的意义，孔氏字派表示儒家思想，而佛教宗派字派则显露佛教之义。但二者不同之处也是一清二楚，特别是目的皆是各自为己，光大门庭。正如少林寺无言道公一系族谱的原序所说：
“惟木有本，惟水有源，释教永传，有开必先。虽贫富不齐，而道规皆宜各守。纵迁居无定，而宗风之不容变。……”
以上所述，基本是说儒家文化对僧名文化的影响。然而，佛教在我国传播过程中，随其影响力的不断扩大，也在相当程度上左右着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进程，反映在人名问题上，主要表现在佛菩萨及名相等作为一般世俗人的名字，如南北朝时期人们的命名与佛教关系非同寻常，有把“弥陀”、“文殊”、“普贤”等佛菩萨名作为人名的；有将“法”、“道、“僧”作为人名的；也有以“罗汉”、“夜叉”、“舍利”作为人名的。?此与人们的佛教信仰有甚深渊源，可以看作是佛教对传统文化反哺的一个方面。
中华民族的人名文化源远流长，复杂繁复。其中有一个极为有趣的现象，值得一谈，那就是避讳。避讳，是中国古代特有的风俗，指对帝王将相或尊长不敢直称其名，必须以其他方法避之。(国外则不然，“托尔斯泰”、“小托尔斯泰”；“大仲马”、“小仲马”等，他们不但不避，反易传扬。又如美国总统克林顿将其叔叔的名字来称呼爱犬，其叔也不以为舛。)《公羊传·闵公元年》载：“《春秋》为尊者讳，为亲者讳，为贤者讳。”历史上因避讳而改姓、改名、辞官、改干支、改地名、改物名、改常语等情形，真是数不胜数。流风所及，佛教也不能不受其熏染。虽说出家人不嫌同名，但由于同释姓，取名字又多与佛教教义有关。如空、慧、道之类，范围较窄，因而同名现象屡见不鲜。⿰然而，这并不说明佛教方面与避讳无涉，相反，其避讳虽不及世俗社会严格，却也有其自身的鲜明特色。如高僧作传时，常以“讳”字用之，此与《三国志·魏志》中“太祖武皇帝，沛国谯人也，姓曹，讳操”如出一辙。以明代《补续高僧传》为例，其中称“谷隐蕴聪”时说：“禅师讳蕴聪，广州张氏子。”此法一直沿用至今，如真禅法师为玉佛寺前任住持苇舫法师撰写《苇舫法师行业碑铭》时，行文即称：“师讳苇舫，法号乘愿，籍隶江苏东台。”
空字避讳，在历史上也是常用的，一般分为四种：(1)空其字不写。据陈垣《史讳举例》第二《避讳空字例》所载：“《南齐书》为梁武父顺之讳，凡顺字皆改为从，遇顺之名则空之。”(2)作空格。《南齐书》也有例子。(3)写作“某”。如《史证·孝文本纪》说：“子某最长，请建以为太子。”此处的“某”，指后来的汉景帝刘启。(4)直接写“讳”字代替，如《旧唐书·睿宗纪》有“临淄王讳”之说，临淄王，即唐玄宗李隆基。
尽管从表面看，佛教号称“四大皆空”、“五蕴非有”，禅宗更有呵佛骂祖，似乎是连佛祖都不放在眼里，更何况什么“避讳”!其实，这是误解。佛教虽强调“一切皆空”，却仍说“假有”；禅宗信徒之呵佛骂祖，意在去除迷执，反对权威崇拜，使自己站起来，与佛祖齐肩，看清自己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。此乃向上一着，是从那根本上说。至于修行，则仍日日兢兢业业，一丝不苟，所谓“担水劈柴，无非是禅”，正是将参禅悟道之玄机，落实在平时点滴的行为上，使之成为整个觉悟进程中的一部分。因而在与世俗社会人士的交往中，还有许多在不违背佛教根本原则的前提下的“随缘方便”，即随顺某些世俗，避讳亦属此类。佛教将此作为传达其根本要旨的一种手段，使一般社会人士认识到佛教并非是远离尘世、可望而不可及的神秘宗教，而是发生在人们身边、人人皆可修习的简易法门，因此，它与世俗习惯有相通之处。避讳，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，被佛教随缘接受下来的。当然，在此问题上，佛教在因袭过程中——如前所述——还逐渐有所发展。到宋代，禅宗内部终于出现了这样一种风气，即列于灯史的著名禅德，在两个字的法名中，略去前一个字以避讳，如“圆悟勤”，避去“克”字。这里，“圆悟”是字，“克勤”是法名。又如“大慧杲”，略去“宗”字，“宗杲”是法名。此后流风成习，历元明清而不衰，于各类禅宗史籍之中，历历可见，尽管有高僧曾对这种做法提出过不客气的批评。
除此之外，僧团中还流行一种称之为“上下”的避讳法。此法亦由世俗习惯演绎而来。上下，旧指尊卑、长幼。《吕氏春秋·论威》说：“君臣上下。”高诱注曰：“上，长；下，幼。”后来，此意逐渐衍变为指已故之先人，至宋时已成习惯。如《野客丛书》所说：“炳之，仆之曾大父，上讳纳伯，下字讳虎。”但是，佛教借用过来，意思又为之一变，其中细节已不可详考。据明代衤朱宏《沙弥律仪》下篇《威仪门·事师》第二记载：“凡人的师讳，当云上某下某。”清初书玉《沙弥要略述义》注释此句意思时说：“因弟子不得直呼师名，故加‘上下’两字。”此后，此法用处渐广，流传于僧团内部，当两位僧人见面寒暄、互相询问对方法名时，即称“上下”。
总之，僧名的出现，沿革乃至发展，都是在华夏文化的大背景下展开的，不脱汉族人名习俗的深刻印迹。僧名既具有佛教超脱世俗生活、高扬向上独立精神的一面，又有吸取中华民族土壤中丰富营养、成为具有中国人文面貌的特殊现象，是中国佛教折射出来的缩影，也是中土人名文化中的典型范例。它反映了僧人这个特别阶层的意识形态，其中包括生活理想、道德准则和宗教信仰。佛教在中国流传二千多年，兴衰荣枯，不一而足，独僧名这一系始终代代相因，不绝如缕。它不仅保存了我国人名文化中的精华，又反过来影响其变化与发展，形成了僧名文化自身的特色。遗憾的是，僧名文化，目前尚未有专门的研究文章问世，拙作不过是一个开端，作为抛砖引玉，鸿篇巨制，以俟君子。
附注：
·据梁《高僧传》卷五载，道安在对僧团仪式(如讲经、食住等)、行规、礼忏等制定规范外，又主张废除世俗姓氏，确立释迦为僧人统一姓氏的规定，成为后世所遵循的规则。
·凡是汉传佛教系统的僧人受戒，皆由师父取法名和字，而一般大德高僧则往往用号以表示自己的志向或节操。
·梁《高僧传》卷五，《高僧传合集》第32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1。
·详见同上书第31—33页。
·《增广印光法师文钞》卷一《与高鹤年居士书》第69页。苏州灵岩山寺1990年印行本。
·转引自徐长青《少林寺与中国文(下转第9页)(上接第19页)化》七《大道北还 洞风有续》第142、144页。中州古籍出版社，1993。
·同上书十三《少林寺两院传系》(二)《无言道公一系法嗣》第294页。
·详见吕叔湘《南北朝人名与佛教》，《中国语文》1988年第四期。
·佛教僧人同名之多，世所罕见。如唐代有两名玄奘，一位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、旅行家；另一位也是高僧。再如净土宗初祖庐山慧远，与之同名者，有六位之多。至于法海、法护、普明等，同名者都在六、七、八位之多。此仅举历史上有名的高僧为例，若论同一代的普通出家人，同名者真不知凡几。
·业露华、静华《玉佛禅寺》“附录部分”， 卓越出版公司，1989。
·震华《兴化佛教通志》卷十《捃拾·避讳之失》，新文丰出版公司，民国33年。 |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