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姓氏
中国人初次见面时，习惯问对方“贵姓”。可见，现实生活中，认识和了解一个人，是以知道他姓什么开始的。
姓的含义到底是什么？古往今来，不少硕儒名宿都给它下过定义。《左传?隐公元年》上说：“天子建德，因生以赐姓，胙之土而名之字”。《春秋传》曰：“天子因生以赐姓”。《说文解字》也说：“姓，人所生也。古之神圣，母感天而生子，故称天子，从女从生，生亦声”。以上这些论述的意思是说，姓的含义最早与女性生子现象有关，为了把同一个老祖母繁衍的后代加以区别，这样便产生了姓。
《通志?氏族略序》上说：“三代之前，姓氏分而为二。男子称氏，妇人称姓，氏所以别贵贱。贵者有氏，贱者有名无氏，姓所以别婚姻，故有同姓、异姓、庶姓之别；氏同姓不同者，婚姻可通；姓同氏不同者，婚姻不可通；三代之后，姓氏合二为一”。秦汉以后，姓氏不分或称姓、或称氏、或兼称姓氏。
我国的姓氏，在史前时代的母系氏族社会，就已出现。母系氏族社会的古人类，由于血缘关系的不同，也会分为一个个的部落，部落之间为了相互区别，会有各自的名称，这种名称无疑就是姓的雏形。但那时不曾出现文字，部落的名称只能靠口头传说下来，直到历经无数世代后，有了文字的出现，人们才能把这些最早的姓氏记录下来。
我国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姓氏，一般认为出自商代的甲骨文中。如其中的“秦”、“楚”、“杞”、“周”、“庞”等字，都被认为是我国最早姓氏的一部分。商周以后，由于人口的增加和社会的发展，我国的姓氏渐渐多起来。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，这些姓氏经过进一步的分化、发展、演变，就形成了我们今天使用的姓氏。
如果我们对这些姓氏逐一进行研究，就会每个姓氏都有自己的来源和发展历史。其中，有些是从国名演变而来的，如今天常见的齐、鲁、秦、吴等姓，大都是由历史上的齐国、鲁国、秦国、吴国等国的皇室宗族或黎民百姓为纪念故国而以国名为姓。有些姓氏上有祖先的官爵谥号而来的，如周代有人做管粮仓的官，把露天的粮仓称为“瘐”，有房顶的粮仓称为“廪”；此后，粮官的后裔便以“瘐”、“廪”为姓。西周春秋时，诸侯之子称公子，公子之子称公孙，后来便有人以公子、公孙为姓。春秋时期，宋国有位国王子和，去世后被谥为“穆”，他的后人除继承王位者继续姓“子”外，其余便以“穆”为姓。此类例子还有周文王之后姓“文”，卫康叔之后姓“康”，宋武公之后姓“武”等等。除此以外，我国有些姓氏的来源与某些家族的崇拜物及居住地、祖先的名字或职业有关，如有些氏族崇奉“青牛”、“白象”，其后人便以“青牛”、“白象”为姓。鲁庆公子之子，公子遂居住在鲁国都城东门，号东门襄仲，其子孙便以“东门”为姓，而“巫”、“卜”、“匠”、“陶”等姓，则大都与其祖先从事的职业有关。
我国的姓氏在出现以后，还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。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，许多古老的姓氏被废止、灭绝，同时又有许多新的姓氏诞生出来。时至今日，中国到底有过多少曾经使用过和还在使用的姓氏，尚无较完整和统一的数据。《中国姓氏汇编》收录姓氏5730个，《中国姓符》收录姓氏6363个，《姓氏辞典》收录姓氏8000多个，《中华姓氏大辞典》收录姓氏11969个、《中华古今姓氏大辞典》收录姓氏12000多个。由于姓氏本身在不断地变化发展，任何一种姓氏书都无法也不可能毫无遗漏地把所有姓氏都收录进去，据专家估计，我国实际使用过的姓氏大约有18000个之巨。
二、名
名，《说文解字》解释说：“名，自命也，从夕从口。夕者冥也，冥不相见，故以口自名。”在人类早期的社会交往中，人们白天相见，可以通过形体、面貌、声音来相互识别；而到了晚上，相互看不清楚，就只能通过喊出一个符号来明身份。由此可见，人名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，由于社会交往的需要而产生的。它的最本质的作用，就是在社会交往中便于彼此区别。
人类早期的名字是不固定的，只是简单地以人体某些特征来做名字。由于随着环境的变化，人体的特征也会发生变化。加之特征的有限性，易同性，使这种方式越来越不适应交往的需要。如是，氏族社会的部落首领和部族战争涌现的英雄中，开始拥有自己固定的名字。随着文字的出现，原来由口头表达的人名，也进化到文字阶段。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发展的过程。名字由一个随意用来区别彼此的称号，演变为代表固定身份的标志，已成为人类社会中不可缺少的东西。名是社会发展的产物，不同的历史时期都赋予了人名不同的世代特色。在我国最早有规律可寻的夏代，当时的人崇拜太阳，采用的是干支纪年历法。因此，当时的帝王和贵族都喜欢用天干命名。史书记载的夏代帝王名字太康、仲康、少康等人。据后人考证，这些名字中的“康”字即天干中的“庚”字，是传说中的十个太阳之一，夏代的其它国王如孔甲、胤甲、履癸等，名字中的“甲”、“癸”都是天干。商代帝王取名更是如此，从其开国之君商汤（又名太乙）至亡国之主帝辛（纣王），商代共30位帝王，无不以天干命名，当时的王公贵族取名也大多如此。
到了周代，随着人口的繁衍和文化的发展，人们取名开始注重文采，人名制度也日臻完善，优美动听的名字不断涌现，如姬发、孔丘、庄周、李耳、屈平、宋王等。同时，这一时代还产生了影响深远的“五则”、“六避”取名原则。根据这些取名原则，人一生下来必须根据信（身体特征标志），义（婴儿表现的天赋），相（相貌），假（假借），类（象似）取名；同时要避开国名、山川名、官名、疾患名、祭品名、祭器名，甚为讲究，也十分繁琐。
周代人的取名特点一直延续到秦朝以后，直到汉代才有所改变。西汉时期，经济繁荣，国力强盛，整个社会充满雄阔、宏大、蓬勃向上的气象。这种积极向上的社会意识反映在取名上，就出现了用过、武、勇、雄、彪、胜、霸等充满英雄主义和刚阳之气的字眼取名的现象，如孔安国、于定国、苏武、孔奋、班勇、杨雄、班彪、夏侯胜、魏霸、黄霸等等，无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。
西汉王莽当权时，实行双名之禁，提倡单名，当时人们的观念中存在对双名的鄙视，认为取双名给人以低贱的印象。王莽政权垮台后，取单名的风气一直延续了近300年。直到南北朝时才略有改观，因此，《后汉书》和《三国志》里面的几个人物几乎是清一色的单名。
魏晋南北朝时期，信教之风日盛，上层贵族和文人更是沉迷其中，表现在取名上多用“之”、“道”、“玄”、“灵”、“僧”、“惠”、“昙”等字眼，如著名书法家王羲之家族，其子7人，其孙2人，其曾孙2人，祖孙四代12人共用“之”字取名，毫无避讳。在中国姓名史上是十分特殊的现象，此外如萧道成、张道陵、王玄谟、谢灵运、王僧达、陆惠晓、王昙首等无不体现了这一时期的取名特征。
隋唐五代时期，流行用标榜排行的字取名，如张十三建封、卫十八处士、李十二员外、朱十三娘、胡二娘、江十一娘、朱十二娘等。唐末五代时期，世风日下，社会动荡，朝中乏人，由于“彦”字指有才能德行的杰出人物，所以，这一时期的许多人都于“彦”字取名，仅唐末至宋初的几十年里，以“彦”字取名见于史册的大小人物就有145人之多，其中的知名人士，有唐末宰相徐彦章，后梁都指挥使杨彦洪，后汉大将武彦寿等。整个官场政界，群“彦”飞舞。
宋代，社会流行表示老态蕴义的名字，这是受当时成熟稳健，抒发悠然自得的社会心理影响。于是就形成了许多人都喜欢故作老气横秋之志的社会风气，表现在取名上多用“老”、“叟”、“翁”等字。如孟元老、刘辰翁、徐荣叟等。就连号称独步诗林的陆游，也受此风气影响，自号“放翁”。由于文化的高度发达，一些饱学之士在为人取名时开始喜欢引经据典，如北宋词人周邦彦的名字就出自《诗经》“彼其之子，邦之彦兮”。同时，随着宗族观念的强化和谱学的兴盛，同宗共族的人采用辈谱字取名的方式开始流行，使其成为宋代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取名的重要手段。其后，用五行理论取名盛行一时，并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取名方法，影响至今。
清朝严复译注的《天演论》风行一时。“物竟天择，适者生存”成了最时髦的话题，为知识界广为推崇。受此影响，当时人们在取名时也不甘落后，如李天择、张竞生、陈竞存、秋竞雄、胡适之等名字就反映了这一历史潮流。
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几十年里，特别是建国后至文革前的二十多年里，名字的时代烙印更为突出。
建国初期，体现时代特征的名字主要是：建国、建华、建中、建民、建设、新华、新民、兴华、和平、援朝、志军、朝华、朝生、京生、开国、卫国、爱国、国强、国兴、国栋、国盛、国庆、光耀、振华、爱华、中华、卫平、永平、志国、志学等。
大跃进时期，许多人取名为：跃进、铁汉、胜天、跃华、跃国、超英、超美、思改、新生、更生、向阳、学锋。这些时代特征典型的名字，可以映衬出当时战天斗地、大炼钢铁群众运动的历史画面。
文化大革命开始后，政治口号式的名字铺天盖地而来，这一时期最常用的名字有：文革、红卫、红旗、永红、向红、向东、继红、继东、卫红、卫东、学英、敬东、忠东、学军、学农、学武、显红等。这一时期，那些体现传统道德观念的取名用字，如财、富、贵、福、义、信、德、贤等字都被摒弃；取而代之的是红、革、卫、文、武、东、学、忠、军、农、闯、冲、勇、猛等。使用率最高的字是“红”字，人们争相取这些政治口号式的名字，其用意已超出了名字的本质作用，更多的是为了表现一个人的政治觉悟和革命程度，甚至期望这些名字带来好的政治命运。
随着“文化大革命”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结束。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到来，人们的审美观念又有了新的发展，有知识的年轻一代父母都喜欢给自己的孩子起一个优雅动听、新颖脱俗的名字，一些蕴义美好，清新秀丽的字眼，如曼、蒂、颖、磊、晶、萍、倩、婷、茜、婕、姗、娜、莎、凯、轩等大量用于取名，但由于这一时期取单名之风盛行，加之那些缺乏文化的父母特别是农村父母，喜欢仿照别人的名字给自己的孩子取名，使得同名同姓现象日趋严重，引发了不少社会问题。近十几年来，由于姓名文化发展较快，人们在给孩子取名时较为慎重，人们极少取传统式的、口号式的人名，取而代之的是诗意化的和中西合壁式的人名。
总之，中国人的名字由于历史上各个时代背景不同，大都带有各自时代的历史烙印。了解这些不同的特点和知识，将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名字的作用。
三、字
我们今天所说的名字，在中国古代包括了“名”与“字”两个部分。名与字各有其功能和作用。关于二者的作用，清朝人王应奎曾说：“古者名以正体，字以表德。”意思是说，名是用来区分彼此的，字是用来表示德行的。因字的作用特殊，就具有了较强的阶级性，取字通常只限于士大夫和知识分子阶层，平民百姓则有名无字，所以在古代，人的“字”反映出个人和家庭的社会地位。西汉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手下的文臣武将如萧和、韩信、樊哙都是有名无字，因为他们以前都是刀笔小吏或贩夫走卒，是没有资格取字的人。
名与字在多数情况下共同构成了一个人的代号，尽管用途不尽相同，但二者之间还是有联系的。大多数情况下名与字之间是一种因果、解释或并列的关系。如白居易，字乐天，因居易而乐天，只有居处简易安宁，方能知命而乐天。张飞，字翼德，字“翼德”是对名“飞”的解释。胡适，字适之，名适与字适之就是一种并列关系。
古人有字，名就成了应该避讳的东西，交往中只称其字而不称其名。因“五.四”新文化运动对陈腐观念的冲击，人际交往中，直称其名逐渐被接受，中国人取字习惯从此走向衰退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中国人取字的习俗便自然消亡了。所以，现在的人们对“字”的概念十分陌生了。
四、号
“号”原本是氏族部落的标志，后来又是等级社会中不同等级的个人标记，号由此演变为除名、字以外对人的另一种称谓。号是一种固定的别名，又称“别号”。早在周朝时，人们就已经开始取号。《周礼》对号的解释是：“尊其名更为美称焉”，意思是说，号是比名、字更加突出的尊称或美称，因此，早期取号的大多为文人雅士之类。如老子号广成子，陶潜号五柳先生，葛洪号抱朴子等。隋唐时期，随着封建国家的强盛和文化的高度发达，取号之人日渐增多，如李白，号青莲居士，杜甫，号少陵野老，白居易，号香山居士等等。时至宋代，取号之风更盛。人们熟知的《水浒传》108将个个都有别号。明清人更是把取号视为一种时髦，上至皇帝，下至黎民百姓，几乎人人有号。清人凌扬藻在其《蠡勺编》一书中写到：“闾市村垄，嵬人琐夫，不识丁者莫不有号，兼之庸鄙狂怪，松兰泉石，一坐百犯；又兄‘山’则弟必‘水’，伯‘松’则仲必‘竹’，不尤大可笑也哉。近闻妇人亦有之，向见人称冰壶老拙，乃嫠媪也”。取号之风之盛，可见一斑。
号除了自取外，很多时候是他人赐封的，如封建社会的王侯将相，大多有封号，如李承乾，封号“恒山王”，诸葛亮，封号“武乡侯”，张良，封号“留侯”，刘子项，封号“平西将军”，王延之，封号“镇南将军”。号也有的是在人死后被追封的，称为“谥号”，如诸葛亮的谥号为忠武，欧阳修的谥号为文忠。
由于取号与取名字不同，有较大的随意性，因此，号的生命力直到今天仍十分旺盛。但现在的“号”绝大多数是由旁人根据当事人的外貌、性格、特长、嗜好、生理特征、行为操守等特点而起的，除了识别某人外，更多的是为了表达对某人的褒扬或贬斥。如某王姓医生做手术的技术高明，人称其“王一刀”，以表达对其高超医术的赞美，原湖南省委副书记郑培民，为官清廉，勤政爱民，深受老百姓的敬重，人称其为“为民书记”。而一些行为不端，贪污腐败的官员也会被老百姓赐予相应的绰号，如陕西省某乡镇镇长特别喜欢打牌赌博，当地老百姓称他为“赌博镇长”。原广东省人大常委副主任于飞，官气十足，盛气凌人，贪赃妄法，人称“九爷”。更有“三氓院长”、“蓝带书记”等见诸于报。由此可见，“号”比古代人的字具有更强的生命力，只是不一定是“尊其名更为美其称焉“的雅号，如上述的外号、绰号、诨号等。 |
